一寸河山一寸血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
杜来全在卢沟桥上讲述父亲的抗日故事。
我父亲叫杜振江，1909年出生，河北磁县人。“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踏遍东北，父亲心中充满了悲愤，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作为国民革命军29军大刀队的一员，父亲亲历了喜峰口长城抗战和“卢沟桥事变”。他以满腔的报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从军报国，浴血沙场，手刃鬼子兵。
“我父亲当年曾是大刀队的，用大刀和日本鬼子拼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我们的先辈浴血奋战，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逃荒路上 从军报国
我祖父祖母去世早，父亲带着叔叔在地主家里做长工。长工的日子过得苦，起早贪黑地干活，还吃不饱穿不暖。叔叔年纪小，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厨房拿了一个窝窝头吃。结果，被地主发现后遭到毒打。
父亲觉得地主太狠心了，便带着叔叔离开了地主家到处逃荒。逃荒路上又饿又累，父亲将叔叔安顿在一个草垛里说：“你在这等着，我去找点吃的，一会就回来。”
然而，等父亲找到食物回来后却发现叔叔不见了。父亲在寻找叔叔的过程中，遇到了29军在征兵。“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陷，父亲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便报名参加了29军。那一年是1932年，父亲23岁。
当时29军装备非常落后，枪械达不到每人一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便组建了大刀队，为每名战士配发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并聘请了武术名家李尧臣、王子平等担任武术教官。
担任29军109旅旅长的赵登禹在挑选大刀队队员时，发现了身高1.82米的父亲。赵登禹见父亲身手敏捷、报国心切，就挑选他进入大刀队培训。经过刻苦训练，父亲练就了高超的刀术。
日本鬼子有武士道精神，善于拼刺刀，但他们非常迷信，宁可开膛破肚不能丢掉头颅。他们最怕砍头，而大刀队的无极刀法正是专挑鬼子的命门，招招制敌，让鬼子闻风丧胆。
夜袭日军 大刀扬威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了东北。此后一路南下，到达了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处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喜峰口。3月9日，我父亲所在的217团团长王长海率部增援此阵地。部队到达喜峰口时，天色已黑，即刻投入战斗。随后，赵登禹旅长率主力增援，击退日寇，占领了喜峰口两侧的高地。
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阵地强攻，父亲和战友们在赵登禹的指挥下奋勇出击，抡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父亲一人砍死砍伤9个鬼子，整个阵地留下了700多具鬼子尸体。
3月11日，我军兵分两路奇袭日寇。当夜，赵登禹带伤上阵，亲率将士偷袭日军炮兵阵地。凌晨3时，父亲和战友们摸进敌营，共砍死砍伤敌人逾千名。此后，不少日本兵晚上睡觉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自制的铁护圈，以防脑袋被砍掉。
从此，29军大刀队威震敌胆，名扬海内外。但是这一仗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父亲在战斗中腿部中弹负伤，伤愈归队后被编到29军37师110旅何基沣部。
手刃日寇 负伤返乡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爆发，宛平城郊的铁路桥和回龙庙相继失守。危急关头，中国军队组织了一支150人的敢死队。半夜时分，时任代理排长的父亲和敢死队员们一起如猛虎下山般杀入敌阵，收复阵地。
混战中父亲被八九名鬼子包围，他们端着刺刀向父亲逼近。这时，位于父亲左侧的一名刚刚十七岁的战友被两名鬼子同时刺中，倒在父亲身旁。眼见小战友为国捐躯，父亲杀红了眼，挥动大刀左劈右砍，把六七名鬼子送回了“老家”。
这时，一颗子弹打断了父亲右手拇指，大刀落地。父亲不顾伤痛，用左手捡起大刀，并用血淋淋的右手相助，双手握刀劈向一个向他刺来的鬼子。他的大刀砍进鬼子的左肩，敌人的刺刀也捅进了父亲的腹部，鲜血和肠子一起流出，父亲昏倒在血泊中。后来，父亲被民工救护后转至北京密云百姓家中养伤，康复后在密云娶妻安家。1956年父亲携全家回到老家河北省磁县农村。
解放后，失散多年的叔叔回乡探亲，兄弟俩终于重逢。原来叔叔参加了八路军，并经历了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战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湖南。
追忆父亲 遗憾永留
因为卢沟桥一战，父亲的右手拇指留下了残疾，腹部也有一条长约10厘米的伤痕。小时候我没在意，长大后问起原因，他却不爱说。
我在河北老家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加入北京军区某部。1978年，父亲到部队看我，讲起了“卢沟桥事变”和他的抗战经历。他对宛平城和卢沟桥有太多的记忆和挂念，提出让我带他到宛平城和卢沟桥走一走、看一看。由于那个年代卢沟桥还属于远郊，受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不利的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我未能满足父亲的愿望，这成为我和父亲永远的遗憾。
1990年父亲去世。从父亲葬礼回来后我直奔卢沟桥，扶着栏杆，脑海里满是父亲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情景。2000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卢沟桥所在地——北京丰台区工作。每年我都会到卢沟桥凭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从未间断。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 周晔 钟虹/文 卞世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