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卢沟桥公社党委在丰台区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同时落实生产责任制，发展工副业生产，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而，经历过“文革”，并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干部群众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他们表示：以前卢沟桥大队开办的沙石场、太平桥大队开办的木材加工厂和南蜂窝大队开办的水磨石厂多红火呀，上面却说是“农业学大寨”的反面典型，予以批判，还总结出“两桥加一窝，副业倒比农业多”的口号。社员家庭的正常副业也被扣上“鸡屁股对自己，鸡脑袋对集体”的帽子加以批判。
公社党委针对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决定为他们补上“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课，让干部群众彻底解放思想，认清形势。为此，他们请来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崔旭东，为大家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谈为什么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崔旭东书记的讲话通俗易懂，使到会的干部群众茅塞顿开。
接着，公社党委又召开党委扩大会，研究决定对公社三级干部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专题培训。公社领导分别进行辅导讲课，并组织大家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展开讨论。除了培训干部以外，公社党委对全体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要走在群众的前头。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新党章和《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使全公社党员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为了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基层，公社党委在东管头大队和小屯大队中找了两个生产队作为真理标准讨论的试点。向群众宣讲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什么是砍旗？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为什么要给地主富农摘帽？“四清”有哪些后遗症？农业学大寨错在哪里？为什么要搞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等问题。宣讲取得了良好效果，群众反映很好。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在全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铺开。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模糊认识得到了澄清，思想得到了解放，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
同时，公社党委也以实际行动拨乱反正。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尤其是在公检法的配合下，彻底查清了大井大队田各庄生产队“文革”中的一起案件。对采用刑讯逼供打人致死的罪犯予以逮捕，对惨遭迫害的社员予以平反昭雪。对在“四清”中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登记而被清除出党的59名党员恢复了党籍。相继落实了23项政策，总共涉及了1651人次。
改革开放之初，群众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还是心存疑虑，对鼓励社员“发家致富”心有余悸，公社党委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马上在全公社开展了“致富大讨论”。公司党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心一意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讲话，批判了“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倡导了“劳动致富有理，劳动致富光荣”的理念。书记的报告在公社和基层的广大干部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随之围绕“该不该富？”“能不能富？”“敢不敢富？”和“怎样富？”等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轰轰烈烈的讨论。道理越辩越明，广大干部群众高兴地说：过去我们是提心吊胆搞副业，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搞，为我们松了绑。党的富民政策真是得民心、顺民意，我们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劲头，大干一场。
干部群众说干就干，开始动脑筋搞工副业。六里桥大队原来有一个基建队，但是活不好揽。队长王进福就琢磨着再上一个新项目。他经过市场考察，发现石棉瓦在北京市只有朝阳区的一家国营企业生产，市场需求量大，产品供不应求，而且河北省泊头市生产的产品占有一大部分市场。他把考察情况向大队作了汇报，建议上石棉瓦项目，大队领导研究，同意了他的建议。大队主管工业的副书记赵瑞斌与他一起，借了一辆北京212吉普，驱车赶往泊头市，找到了石棉瓦的生产厂家，进行了参观考察，通过考察、协商，该厂技术员郭秀岭同意在技术上给予支持帮助，使他们坚定了上这个项目的决心。办厂子没有场地，他们就把大队废弃的养猪场利用起来，土法上马、因陋就简，1980年5月22日石棉瓦厂建成，并一次试车成功，产品完全符合标准。到年底就生产了17万张，销售收入20万元，成了六里桥大队的支柱产业。
不仅仅是六里桥，其他各单位搞工副业也是捷报频传。靛厂大队办起了玻璃镀银制镜厂，大瓦窑大队办起了纸箱厂，南蜂窝大队办起了商贸公司，太平桥和西局大队分别办起了纸张加工厂，东管头、小瓦窑、小屯等大队办起了水泥构件厂，岳各庄大队办起了景泰蓝加工厂。太平桥大队还办起了粉坊，不但生产粉条、粉皮和绿豆粉丝，还开发出了老北京人喜欢且断档多年的麻豆腐和豆汁。不但大队搞工副业，许多生产队也办起了企业。如小瓦窑五队办起了玉器加工厂，菜户营二队办起了饼干加工厂，万泉寺二队办起了洗染厂，岳各庄一队办起了灰膏厂。太平桥大队下属的生产队几乎队队都兴办了企业。第四生产队的裁纸厂，第三生产队的包装托运厂，第五生产队的水泥构件厂，第六生产队的木器加工厂，第八生产队在兴办铁加工厂之外，还涉足餐饮业，开办了一家主营山东菜的泰鲁饭庄。
卢沟桥公社辖区面积大，最东边的菜户营大队紧挨着城区，最西边的卢沟桥大队在永定河畔，其中桥西街生产队的地块大部分在永定河西岸，属于郊区。西部社员的观念与东部的差距较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不一。公社党委在完善和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不搞一刀切，不强制推行一种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并适时将好经验向全公社推广，陆续推出了万泉寺第四生产队、岳各庄第一生产队和第三生产队、周庄子第一生产队、靛厂第二生产队、大瓦窑第九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等单位的经验。这些生产队不是采取同一种模式，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1981年，卢沟桥公社所属的144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114个。其中，实行纯益买分的71个，实行毛收入买分的15个，实行四定一奖的16个，实行小段包工的12个，实行定额管理的7个。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典型，并且朝着稳、实、细的方面提高。卢沟桥公社的“真理标准讨论”和“致富大讨论”结出了丰硕成果。
为了带领群众治穷致富，公社党委在选用干部上不拘一格启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尤其是在生产队长的任用上实现了突破。岳各庄第五生产队、西局第四生产队、靛厂第四生产队和周庄子第二生产队任用了几名富农分子和地富子女担任队长或副队长，曾经在全公社引起了争议。有的社员说，这些人和他们的前辈在旧社会剥削我们、压迫我们，现在又来领导我们，这不是复辟了吗？新当选的干部也存在很大的心理压力，不敢放手大胆的工作。公社党委就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和当选者的工作，使群众的气顺了，也使当选者放下了包袱。
党的关怀和信任，使当选者极大的焕发出聪明才智，他们积极为社员服务，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岳各庄第五生产队、西局第四生产队、靛厂第四生产队等以前都是落后队，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可是在这些出身成分高的当选者的领导下，当年就实现了经济收入翻一番。当社员们分红拿到大把大把的钞票时心里踏实了，原来认为地富子女当领导是“复辟”的社员彻底服了气，从心里感叹：党委用人真是用对了。
公社党委稳步推进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活动，使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五敢于”的可喜状况。一是敢于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了；二是敢于理直气壮地抓生产了；三是敢于请能人办厂大大方方地挣钱了；四是敢于抵制任人唯亲、拉帮结派、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了；五是敢于用物质奖励积极工作、钻研业务、对集体有贡献的人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搞好农业生产和抓工副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公社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到1981年底，社办企业已发展到18家，队办企业发展到106家。两级企业的财产总值达到3858万元。全公社三级总收入达到7760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68.3％；纯收入达到3407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73.4％；劳动力人均分配达到2327元，比1978年增长了95％；农民人均分配达到486元，比1978年增长了1.22倍。
历时三年的拨乱反正活动，使卢沟桥公社的干部群众摆脱了思想束缚，初步尝到了解放思想的甜头，为卢沟桥公社的经济腾飞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